1953年，我国开端了社会主义建造榜首个五年方案。在1月26日政务院举行第167次政务会议上，通过了卫生部关于加生防疫作业的主张，决议将生物制品作为由国家供给的一类特别非商品化的药品，由政府统筹全国的生物制品制作、研讨、供给，并对全国的生物制品组织进行统一规划和全面调整，逐步形成布局合理的全国生物制品出产供给体系；同意在全国范围内树立省、市、县各级卫生防疫站，一同由国家出资按其时的六大行政区别离扩建和筹建长春（东北区），北京（华北区），兰州（西北区），成都（西南区），武汉（中南区），上海（华东区）六大卫生部直属的生物制品试验所（后改称研讨所），专门从事流行症的查询防备以及所需防疫制品的研讨与出产。

　　六大生物制品研讨所的树立，标志着新我国在疫苗等生物制品的研制和出产上有了“国家队”、主力军。

　　1949年1月公民进入北京后接收了原国民政府卫生署的中心防疫处，同年5月更名为天坛防疫处，中心卫生部树立后又更名为中心卫生部生物制品研讨所，后又改称为中心卫生部北京生物制品研讨所（简称“北京所”）。

　　从上述单位名称上，就能够看出北京所是最早直属中心卫生部的生物制品组织。卫生部给他赋予的使命是“以研讨为主”，事实上北京所是六大所的龙头，担负着人才训练，起草法令、规程的重担。

　　北京所脱胎于原中心防疫处，在天坛神乐署时占地才百余亩，硬件条件太差了，新我国树立前出产规划不大，凑凑合合还能够。新我国树立后规划扩展了，许多个研讨室挤在一栋小楼里，宛如螺蛳壳里做道场，发挥不开，甚至连一个正儿八经的标准无菌室都没有，以至于在熄灭哈尔鼠疫时，汤飞凡和刘隽湘要用厕所改建试验室进行鼠疫疫苗的试验。

　　北京所要开展，有必要找一个更大的当地。到哪儿去找当地呢？新我国树立初期北京的房源是非常严重的，中心不可能给北京所再划出一片地来。恰在这时，出了一件惊扰公安部的“大案”：北京所丢掉了3只身上带着斑疹伤寒病毒的小白鼠！这还得了啊！北京市公安局包含各个大街都发动起来，满地儿找这3只小白鼠。最终小白鼠没有找到，也没有发现谁感染了斑疹伤寒，但给北京市留下了一个挥之不去的暗影：生研所放在天坛太风险了！假如产生试验室病毒、细菌走漏，问题就大了，得赶忙让他们找个当地搬走。所以让北京所自己去找当地。据我国工程院院士、原北京所所长赵铠回想：

　　其时找了好几个当地，一个是找到西郊现在华北农科院的对面，大概有200多亩地，是咱们的小动物试验场，但市里不同意。后来就选到红庙，那时国棉一厂、二厂、三厂在那里，北京市也不同意。那北京市是什么定见呢？想要咱们迁出北京。就开端在北京外面看，到通县三间房一看，这块当地挺好，1953年购下来，1954年开端建。

　　你们从城里过来，倘若走朝阳路，要通过定福庄，那儿有块界碑，现在还保存在那里，碑上刻着“通县界”。通县曩昔是归于河北省的。

　　咱们迁出了北京，成果1955年通县划归北京，那就等于又回到北京了。其时征地很大，1000余亩地（后来卫生部党校也建在这儿，修京通快速路又占去300余亩）。

　　原先在天坛的时分，动物饲养场放在很远的当地，要用的时分再运过来。搬到三间房今后，在东院建起了动物饲养场，马、牛、羊、山公、兔子、老鼠、豚鼠等动物什么都有，马有300匹，牛有五六十头。

　　北京所搬家是方案中的事，但3只小白鼠的失踪促进搬家提早了。有人恶作剧说：“得感谢那3只小白鼠。要不然，说不定还找不到这么好的当地哩。”打趣归打趣，但北京所的开展确实得益于这次搬家。由于有地了，就能够按生物制品研制和出产的规则搞建造了。建造得像个“龙头老大”的姿态了。

　　其时修建的科研试验楼现在看来也很气度，依然透着一种慎重谨慎的气味。现在，原北京所早已搬到了亦庄新技能开发区，三间房原址变成了国际文明构思园。

　　1949年6月，远在佳木斯的东北卫生技能厂转交东北公民政府，随即迁往长春，不久，东北军区的另一个白城子卫生材料厂也迁往长春，两家兼并组成东北卫生技能厂，1951年头，以东北卫生技能厂为根底组成东北公民政府流行症防治院，分防治和出产两大部分，1952年将出产部分独立出来，改名为东北生物制品厂。同年10月，与大连卫生所兼并，改称东北生物制品试验所，总所放在大连，长春成为分所，但大连卫生研讨所的免疫室部分人员调往长春。

　　1953年生物制品由中心统一领导后，又将长春与大连两所分居，别离称为长春生物制品研讨所和大连生物制品研讨所。规划我国生物制品六大所格式时，大连所没有吊销，最终吊销是1957年的事。

　　兰州解放时，原国民政府西北防疫处只剩余30多人，公民接收后将晋西北制药厂的血清、疫苗两部分的40余人调来，组成西北试验所，依然在原西北防疫处的原址小西湖安身。

　　小西湖这个地名听着很美丽，其实防疫处的条件差到不可幻想，住的全部都是土坯房，连块水泥地上都没有，几个人十几个人挤一间房，最难过的是全所只要一个公共厕所，迟早上厕所都要排队。

　　从小西湖进兰州城没有公共轿车，只要小毛驴拉的木轮车，上面搭个小棚棚，前面有一个门帘，走起来门帘一晃一晃的，现在只要在电视剧中才干看到了。

　　其时公路没有柏油或水泥路面，“晴天是扬灰路，雨天是水泥路”。出门一趟回来浑身都是土，咋办呢？就用兰州老百姓的传统方法，找一根木棍，头上绑上布条，在身上敲打，将尘埃拍掉后再进屋。

　　市内交通这么困难，从外地到兰州更不简单，火车只能从西安坐到宝鸡，下火车后换乘轿车，没有客车，只能坐运货的货车到兰州，路上要开两天。这么艰苦的条件要它承当为西北（陕、甘、宁、青、新）五省供给防疫制品的使命，明显像小毛驴拉大车，无能为力。

　　1953年中心卫生部在拟定全国六大研讨所规划时，决议优先对北京、兰州、成都三所进行扩建。甘肃省和兰州市对兰州所的扩建全力支持，给了两块地让兰州所选，榜首块离市区较远，叫安定堡；另一块地叫盐场堡穆柯塞，有630亩，虽是一块荒地，可是里面有一片几十亩的老梨园，景色不错，又紧邻黄河，便于取水。最终所长齐长庆就挑选了这儿。原兰州生物制品研讨所所长、研讨员殷绥亚回想建造新所的状况时说：

　　真的是从头做起、自食其力，什么都没有。平地、迁坟。生物制品对水、电、气各方面的要求都很高，假如这个不确保，质量就难以确保。没有自来水，就在黄河里面做了个沉箱，埋究竟下去，水沙滤过来，用管子接到所里面，再经沉积，打到水塔上去，再供给出产、日子。通过几道过滤，活性炭、沙滤，自己搞的自来水，质量还比较好。

　　出产中，安瓶封口，要用煤气，那时兰州哪有煤气？所以从南京请来技能人员，自建煤气产生炉，也建起来了。蒸汽用量也很大，并且一般的蒸汽不可，要高压消毒水，要15磅，一般的锅炉都不可，国内找不到，最终找来苏联的出产的“蓝开夏”（拟音）锅炉，还算差强人意，起了很大的效果。

　　咱们所能有今日，有这么个根底，幸亏政府的大力支持，一同齐长庆所长确实是煞费苦心，花了很大的汗水把这个所建成，从1953年开建，一直到1957年建成。

　　刚建成时，还没有围墙，常有狐狸和野狼光临，加上社会治安还有问题，所以夜间还要有巡逻队，背着“三八枪”守夜。有次狼来叼猪，巡逻队开枪打死一只狼。后来围墙建起来了，栽的树长起来了。兰州所成了兰州市人人仰慕的花园式的院子。每到春天，梨花怒放，一片白色的花海，蜂鸣蝶舞，引许多行人停步，黄河之滨，景色这边独好。

　　抗战时期，原国民政府的西北防疫处尽管声称三大防疫处之一，也确实人才辈出，潜龙伏虎，却战果平平，乏善可陈，为啥？硬件太差，如鸟在笼中，龙困浅滩也。而新我国树立后兰州新所建成后，硕果累枝，捷报频传，正所谓有多大舞台唱多大的戏。

　　1950年国家卫生部树立今后，鉴于西南地区人口众多，而生物制品组织适当单薄，尽管昆明、重庆、成都都各有一个生物制品组织，但都是小作坊性质的，所以决议在成都筹建一个中心生物制品二所（一所是北京所），以李志坚为准备处主任。其时卫生部领导对在成都建中心生物制品二所寄予厚望。

　　1954年，卫生部依据在全国树立六大所的规划，将中心生物制品二所准备处改为成都生物制品研讨所准备处，录用“老八路”、曾与白求恩大夫一同战役过的燕真为准备处主任，李志坚改当第二主任。后来依据卫生部和西南区、四川省的和谐，准备处一方面准备基建，一方面“招兵买马”，将在昆明的西南生物制品试验所（即原中心防疫处昆明分处），重庆市西南卡介苗制作研讨所（即我国卡介苗之父王良的卡介苗试验室，曾改名为重庆市卫生试验所），川西卫生试验所（即原四川卫生试验所）三个所生物制品人员先后划归准备处。卫生部又从全国抽调人才来援助成都所的建造。

　　调武汉所留美归来的闻名修建师陈畴担任工程规划，调大连所留学丹麦的总技师陈廷祚来担任试验室规划。其时四川给了三个当地让准备处选址，燕真逐点实地考察后，发现榜首个当地太挤，好几个单位都在那里；第二个当地太低，地形低洼，成都平原雨水多，一旦发洪水就可能落空。最终相中了第三个当地，叫包江桥，是一座小山，占地600亩。

　　看中它的理由一是地形较高，不怕发洪水，保管细菌病毒的安全度较高；二是面积较大，好规划。但这儿地处荒野城外，是野兔出没之处，不通水，不通电，并且还没有公路。从市区到包江桥，要么坐马车，要么就坐“鸡公车”。四川人说的“鸡公车”，其实便是木头轮子的独轮车，一般是一个人推着走，假如载重物，再有一个人在前面拉，走起来“吱呀吱呀”响。

　　原成都生物制品研讨所副所长、研讨员陈廷祚回想说：“我榜首次来是1954年，这个当地是一片坟场，小卖部那当地原来是停尸房。那时成都没有轿车，基建运送用什么？就用当地的‘鸡公车’，现在现已看不到了。一切的修建材料差不多都是用‘鸡公车’推上来的，什么砖瓦、水泥、物料全赖人力。卫生部让我来协助建所，不是叫我来盖房子，是叫我来搞规划，哪个产品应该在哪一栋楼，怎样建，多大规划。其时我有一个想象，每个操作间都要有一个缓冲间，不能让人直接进操作间。其时全国都还没有这个想象。建缓冲间是我从国外学来的，这一点与后来提出的GMP（药品出产质量管理标准）是暗合的。”

　　由于陈畴和陈廷祚两个人都是“海归”，对国际先进的生物制品组织有直观的知道，所以新建成的成都所的硬件在其时是处于全国领先水平的。基建完结后，卫生部将大连所的大部分人员以及上海所从事白喉、破伤风血清的人员一同调入成都所。

　　到1957年末，调到成都所的职工：大连所321人，昆明所87人，上海所22人，卡介苗所12人，加上原准备处的102人，全所总计544人。成都所的人员来自四面八方，是一个集结全国优势力气建成的新所。1957年，成都所首要投入卡介苗出产，其他产品也连续投入试验和出产。

　　大上海，上海大。但政府在上海留下的生物制品组织却零零星星，不成气候。归于原国民政府和上海市卫生局统辖的有三家，榜首家是原中心防疫处上海分处，第二家是原卫生署中心生物化学制药试验处所属的生物学试验所，第三家是上海市卫生局所辖的卫生试验所。三家规划都很小，人员不满百，种类不过十。 此外，还有七八家私家的生物制品厂，全都是小作坊。

　　上海解放后，上海市军管会接收了中心防疫处上海分处，接收后当即清点财物，注册挂号，发现最值钱的是一台显微镜，就这仍是新我国树立前夕地下党指挥工人护厂队为避免敌特损坏而保藏下来的。

　　1949年9月1日，华东区和上海市政府决议将上述三家单位改组兼并，树立上海生物制品厂，隶归于华东公民制药公司，地址在闸北区天通庵路（原中心防疫处上海分处原址），因只要不到3000平方米的厂房，所以搬家到延安西路（原美国海军的哥伦比亚沙龙），改名为华东生物制品试验所。

　　抗美援朝战役迸发后，出产使命剧增，厂房、设备都不够用。陈毅市长指示上海要不折不扣执行中心下达的使命，对疫苗血清等生物制品的出产要全力援助，“要人给人，要地给地”，所以先后征用了番禺路60号（即孙科第宅所在地）、延安西路纺织工学院的一片校舍和一些试验库房以及原上海市总工会原址、中山西路926号的一大片土地和伊犁路134号的一片土地。与此一同，还征用了上海的6家私营生物制品厂和两家医学化验所，即中法血清厂、新亚血清厂、文达血清厂、佑宁药厂、民生制药厂、新华痘苗场、余贺医学化验所、程慕颐医学化验所，一共120余人。

　　这些小厂规划小，但人才多，头儿都是生物制品界的明星大腕，行家里手。经征用兼并，交融重组，就将五指捏成了拳头，散兵组成了行伍。

　　1952年，上海生物制品厂转隶国家卫生部，改名为卫生部上海生物制品研讨所。上海生物制品研讨所像一个人才库房，光是一、二级教授就有十来人，他们中有不少人后来调到兄弟所作为技能骨干，为新我国的生物制品作业做出了较大奉献。

　　武汉所是新我国树立后由中南军政委员会决议筹建的。原武汉生物制品研讨所血液制剂室主任秦忠良回想起建所初期的景象，依然非常激动。

　　他说：“咱们不能够忘掉的是，在其时百废待兴的状况下，就把生物制品这个项目立了项，并且作为重点来进行建造。我一个十七八岁年轻人，看到这个状况，感到特别振奋。”因武汉在新我国树立前简直没有一家像样的生物制品组织，所以没有前史遗产能够承继。

　　找谁来筹建呢？中南卫生部从上海找到了杨永年教授。他是我国生物制品职业的闻名专家和奠基人之一，有留日、留美的阅历，曾担任原国民政府西北防疫处处长。抗日战役时期他担任“国联”防疫一团中方团长时，曾率队带着药品赴延安，遭到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接见。毛主席与他促膝交谈，并送他一面“为公民服务”的锦旗。

　　1949年，蒋介石逃离大陆时，他被列入要带去台湾的“精英”名单，并派政府秘书长王兆铭和卫生署署长刘瑞恒登门劝说，被他坚决拒绝。但傍边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副部长齐仲恒约请他来武汉组成中南生物制品试验所时，他却怅然到差。他一面找当地做基建，一面为将来出产培养人才。先借用汉口瑞祥路卫生试验所部分车间作为训练基地，招来一批中学生进行训练。秦忠良便是那时被招来的中学生。

　　△ 兰州所老所长王成怀先生（左） 与武汉所老所长杨永年先生（右）在琴台合影， 二人都是我国生 物制品界的前驱

　　武汉市供给了好几个当地供杨永年挑选，他转了一圈下来，最终挑选了武昌临江大路的一块当地，是一片荒芜的坟场。他觉得这儿紧靠长江，能够建码头，试验、出产要用的牛、马等大型动物以及出产器件，从水路运送比较便利，别的与富贵市区有一段距离，可削减污染。

　　武汉所于1950年开工兴修，次年6月主体工程竣工，投入使用。这是一个归纳配套的修建群，修建面积9025平方米，生物一楼、生物二楼、出产辅佐楼和行政楼用天桥相连，天衣无缝。一块块保温隔热的双层钢化玻璃占有墙面的四分之三，室内宽广亮堂，天花板很高，楼梯、走廊宽广，地上是带斑纹的白色水磨石，还安装了电梯。巨细作业间、冷库、超净台、无菌室安排得有条不紊，科学合理。

　　竣工时，闻名的微生物学家林仲杨和陶三明特地从上海赶来观赏，惊叹说：“只要在欧洲才干看到这样的生物大楼”。来武汉参与援建的苏联修建专家称它是“东亚榜首楼”。

　　武汉所的基建经费国家拨款才170万元，杨永年凭什么像变魔术相同，变出了“东亚榜首楼”？由于他有一个他人没有的优势，在“国联”防疫队作业期间，他知道了许多洋行的人。

　　武汉解放后，在汉口江汉路的许多洋行匆忙处理剩余货品。杨永年趁机花买青菜的钱割肉，贱价购买优质建材，包含意大利的瓷砖，德国的水池、马桶和水龙头，英格兰的门锁把手，法兰西的灯具，印度的红木等。研讨所建得这么“奢华”，可170万元预算只用了70万元，剩余的钱置办了进口的显微镜、离心机、冰箱、干烤箱等试验设备，基建完结即可打开作业。

　　他把其时国际上生物制品的先进理念都引进来，造出来其时声称是“亚洲榜首”的科研大楼。

　　这个楼修建结构非常好，到现在一切的墙、门、窗都不变形。他认为生研所由于有毒种、有细菌、有病毒，假如一旦遇到天灾，高楼做得欠好，塌垮了，病原不就出去了吗？再一个生物制品出产上要求很严厉，不能有其他因子进入。

　　其时整个楼的通风、空调都是中心空调，在20世纪50年代来说是很先进的。在这儿，冬季能够穿单衣、穿无菌衣进无菌室出产。

　　新我国树立之初，大连所具有的图书在全国各大生研所中是最多的，比北京生研所还要多，特别是日文的书本和杂志许多。一同，大连所的设备也是全国最好的，比方超声波设备，全国还没有第二家具有。

　　1953年确认一个大区建一个生物制品研讨所，而东北地区却有大连和长春两个所，那个时分考虑战役的要素比较多，在建造上对滨海简直没有什么出资，所以就有了吊销大连所的决议。

　　大连所的技能人员先后被调配到其他所，免疫室的一部分以及从事鼠疫活疫苗和卡介苗的作业人员并入了长春所；钩端螺旋体及皮膜喂虱研讨组作业人员并入了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讨所（后改属医学院科学体系）；一部分技能人员援助了武汉所和兰州所；主体部分并入了成都所。除了北京、上海两个所以外，其他四个所都有大连所分配来的作业人员。

　　【本文内容摘自公民出书社出书的新书《我国疫苗百年写实》，标题略有改动。该书电子版内容，已在“学习强国”、“公民读书”、“咪咕阅览”、“亚马逊”、“掌阅”等多个APP上线，敞开读者免费阅览。】